沦陷时的中山纪念堂
广州被饥饿包围着。广州本来就是缺粮省份，日军虽然控制着全省三分之一的土地，但主要是广州、佛山、江门、汕头、海口这些工商业城市，粤北、粤西的大片产粮区，仍然被中国军队控制着，或者已沦为炮火纷飞的战区。1940年，国民党为了切实掌握粮食，设置了粮食管理机构，严格控制粮食市场。并实行新的田赋征收办法，把原来征收代金，改为征收实物（谷、麦、粟、小米等）。因此，流入沦陷区的粮食，日见减少，粮价则节节攀升。
日军在广州发行军票，还规定军票一元等于毫券二元，市面一律按此价。所有买卖价格，都要改以军票为计算本位。1940年1月份的米价，按军票计算，每担齐眉19.2元，丝苗19.2元，金山粘18元，糯米24元。到5月7日，短短的四个月，齐眉已经狂升至每担44元，丝苗43.5元，金山粘43元，糯米39元。受日本人支持的伪省政府将于5月10日成立，人们以为，为了营造升平气象，粮价怎么都会减一点，不料仅隔一天，5月8日的米价，继续势不可当地飙升着：齐眉47元，丝苗46元，金山粘46元，糯米40元。一场粮食大恐慌，由此触发。各个米铺外，人头涌涌。
市政府紧急召开粮食救济会议。陆军特务机关、海军特务部、日本总领事馆、兴亚院出张所、各长官代表、商会、谷栏公会、海关等机构都派人出席。粮荒必然会导致社会不稳，甚至会引起民众骚乱。日本人警告说，无论如何要压抑粮价，一方面尽量从四乡搜刮粮食，先供应广州，另一方面由日本在广州的七家洋行开仓平粜，以解燃眉之急。
日本洋行的开仓平粜，从5月7日开始。规定每担大米售军票28元，一律原包发售，绝不零沽，每包180斤。天刚蒙蒙亮，晏公街、一德路、天平路、太平路一带的购粮人潮，在坑满坑，在谷满谷，万头攒动，人龙不知哪是头哪是尾。一位记者估计，不下一万几千人，但实际人数，当在数万以上。每家日本洋行一天只发售60至100包大米，瞬间售罄。家里已经吊起砂煲而买不到米的妇女，坐在马路上不肯离去，触地号天，绝望恸哭。5月8日，候购平粜米的人潮，更加凶猛，近乎疯狂。一些老弱妇孺被推挤得跌跌爬爬，晕头转向，挤了一天，连洋行的门也没挨上。
1940年广州人制作汪伪的“国旗”
1940年3月，汪精卫宣布“还都南京”，所有名称、制度、主义、国旗、首都，一仍旧制。把“和平”“反共”“建国”这几个词，高唱入云。大大小小的汉奸团体，都冠以“和平”之名，军队叫“和平救国军”，民间团体称作“促进和平联合会”。一个在河南小港路卖榄的小贩，也在榄箱写上“和平反共，建国之基”几个字，他卖榄都有名目，叫“和平榄”“反共榄”和“建国榄”。小贩打扮得古灵精怪，身穿灰布长衫，头戴一顶纸糊的尖顶高帽，上面写着“半日穷”三个字，吸引了大群小孩围观。小贩介绍说，涩的是反共榄，甘的是和平榄，甜的是建国榄。小孩们也听不懂，嘻嘻哈哈，只是跟在后面跑。
广东音乐联盟会创作了一首题为《拥护汪精卫》的歌曲，由市复兴处学务科通告全市各学校音乐教师，必须尽快教会学生们唱这首歌，“以发扬和平运动之精神”。广州大学文学院也编了一首《拥护领袖歌》，让大家学唱：“我们的领袖，是中华民国的救星，是东亚联盟的柱石，我们四万万人，只有一个领袖汪主席！只有一个思想，三民主义！我们竭诚拥护我们的领袖汪主席，主席振臂一呼，我们四万万人同声响应，震撼全东亚！”似乎指望人们唱着唱着，就忘记了饥饿。然而震撼全东亚的，不是歌声，而是米价。
1941年的《中山日报》写道：“照银水来伸算，本市物价比香港便宜，挣扎于香港生活线上而自杀者甚多。”文章安慰人们：“广州一元军票可以买得白米三斤许，买得干柴二三十斤。香港呢，每元港币买得白米四五斤左右，柴更是每元买不到十来斤。所以就是照两地银水伸算，广州物价仍然比香港为便宜。”但比香港便宜再多，也解决不了广州人没米落镬的困境。广州的报纸，同样每天都有自杀的消息。
即使有米落镬，人们也没柴生火。这是另一个巨大的民生难题。柴价飞涨，而且没得供应。广州郊区的树木，被人偷伐一空。连北郊、东郊的坟墓也被人挖开，把棺材木拿去当柴卖。有些人逃难回乡，广州的空房子竟连梁柱、门板都被人偷光了。芳村区、河南区警团张贴告示，禁止柴薪出口，无论树木杉料、桌椅板凳、箱笼衣柜床板，凡可作柴薪燃料之用的一切木器，严禁运出本区范围。曾经自诩“金山珠海”的广州人，真正体味到“量柴头，数米粒”的生活苦况了。
自从1941年7月香港实行疏散人口政策以来，港人和回流的粤人，如同洪水般涌入广州，多达十万人。在市场凋零不堪的情况下，骤增巨量消费人口，广州就像一艘在台风中摇摇欲沉的船只。饥饿的市民，只好用米浆、枧水混合，做成一种叫“神仙糕”的东西糊口，或者从日军马匹拉出来的粪便中，捡取未消化的豆子（俗称“马屎豆”）充饥。饿殍和弃婴，马路上随处可见。身穿掩埋队服装的人，每天早上，蹬着挂有收尸铁箱的单车，沿街收拾路尸，以防被人拿去做熟食出售，因为有人肉包卖的谣言，街头巷尾已经传得很盛。
1941年汪伪政权的中央储备银行成立，发行新法币“中储券”，与军票、旧法币一起流通，它们之间又互相排斥，造成金融一片混乱。1942年的广州，大米涨至大洋800元一斤，猪肉30元一斤，鸡50元一斤。加上霍乱流行，每天都有上百人饿死、病死，最多一天死600人。到1944年10月，广州生油每升640元，是战前的七八十倍；大米已经涨至8000元；但两个月后，年底生油涨至2.1万元，大米1.5万元。广州普通市民，对沦陷时期最深刻的记忆，就是“饥饿”。从1942年6月22日起，连食盐也要定量供应了。食水也非常缺乏，每天供水时断时续，街头的供水站，永远是大排长龙。
一名日军在中山纪念堂
在马路上大排长龙的，还有粪桶。尽管政府规定下午3点是清粪的时间，但居民早早就把“八宝塔”（马桶）放在路边，宛如一字长蛇阵，蔚为壮观。当卫生当局试图劝说居民不要这么早把马桶搬出来时，他们干脆把粪溺倒入附近的沟渠。整条街弥漫着恶臭，污水横流，肮脏得让人难以忍受。这种情况，不仅发生在横街窄巷，甚至在一些繁忙的通衢大道，也是如此。
公共汽车站总是聚集着一群群乞丐，衣衫褴褛，面色黧黑，每当钵钵车一靠站，便蜂拥而上，向乘客向出一双双脏手：“奶奶太太，好心施舍个发财钱喇。”有个女乞丐跪在马路边乞讨，身前铺一张纸写着：“山冷雪寒炉火断，计穷罗尽到炊骨。”这两句诗还可以倒着读，意境更加凄凉。写诗的大约是个文人，如果不是她自己，也可能是她的家人。在饥饿面前，斯文已一文不值。
在百业凋零之中，唯有鸦片、娼妓遍地开花。烟馆从1939年的70多家，发展至1940年的110多家。粮食没有运入广州，烟土倒源源不断地运来。日本宪兵司令部从地痞无赖中招聘了一支“侦缉队”。这些人的形象，大都是头上歪戴着草帽，身穿黑胶绸衣服（到冬天则换上氈帽和黑夹布衣服，外面再披一件大衣，但帽子一定是歪戴着，衣服前襟一定是敞开的），手提一根铁棍，鼠目四射，名义上是维持治安，其实是专门走私烟土和买卖“老鼠货”。他们从萝岗、东圃和从化太平场，偷运烟土进广州，高价卖给各个烟馆。
能够与烟馆争春的，只有娼业。娼妓最集中的地方有三处，西区的“花坛”和中区、东区的“娱乐场”。西区花坛在宝华路，中区娱乐场在海珠中路，东区娱乐场在沙河。其中以花坛最为热闹，属于高级场所，日本人和汉奸们，最喜欢光顾。报纸描述，银龙酒家附近，“只要黄昏到了，这里的汽车堆积，连路也不通，非到夜深是不会散的。”中区、东区的娱乐场，属于低级的“二四寨”，花35元，或6.3元军票，另付一两块“婆妈钱”，就可以为所欲为，度过荒淫的一晚。
比娱乐场更低级的是私娼。她们多如牛毛，遍布在西关的带河路、十一甫、梯云路、黄沙，中区的海珠中路、海珠南路、长堤，河南的南华路、大基头一带。每天晚上，老老嫩嫩，站在昏黄的路灯下，拖着长长的影子，满脸病容，涂抹着厚厚的脂抹，向过往行人娇声兜揽。只要掷下20元，就干什么都可以了。1945年的一份报纸写道：“一届黄昏，恒见花枝招展，群立街头，鸨母则从中勾引少年游客，干此勾当。”
还有一种行业叫“导游”，与皮肉生意，相差无几。诸如“桃花江导游社”“蝴蝶导游社”“金屋导游社”“南郊导游社”之类的名堂，香港沦陷后，如雨后春笋般，在广州竞相冒出。翻开报纸，满眼都是“南国佳人”“美丽小燕”“能歌善舞”“大家闺秀”“娇小玲珑”一类广告词。她们所提供的服务，并不是到风景区游赏，而是陪吃饭、陪看戏、按摩捶骨，甚至过夜等。花3元军票可以买一个小时，以后每加一小时两元。记者嘲讽说：“风景区是例不去的，因为她们所喜欢的地方，是人海苍茫的地方，上酒店才是目的地。所谓能歌善舞的南国佳人们和娼妓，又有什么底分别呢？”
公开的赌馆虽然被禁，但茶楼、酒楼纷纷设雀局、响局招徕，记者在河南目睹：“各号别开生面，扩充营业，为夜市招徕计，报效雀局，适应社会人士需求。故现该处品茗、消夜，及作临时娱乐消遣之场，比比皆是。并加聘女职工，殷勤招待，红袖添香，花枝招展，可见河南之繁荣，诚不减当年之盛。”所谓响局，就是招请盲姬唱曲，既有唱《百里奚会妻》《五郎救弟》一类传统粤曲，也有唱“新编粤曲”：
（起赛龙夺锦）
莫战，莫战，大家都无谓战。
彼此，亲善，中日同一战线。
战则，两损，猛醒莫再迁延。
香港沦陷后，逃到香港的艺人们，再次踏上流亡之路。比如粤剧泰斗马师曾，在香港沦陷后第三天，带着全家老少，逃到澳门，再逃到尚未沦陷的湛江。电影艺术家蔡楚生在东江游击队的协助下，扮成盲人，混在难民队伍当中，乘船经长洲岛到达澳门，然后经台山、梧州逃到了桂林。被誉为“中国电影之父”“中国纪录片之父”的黎民伟，携眷经澳门逃入内地，奔走于湛江、桂林、柳州、八步一带，从事戏剧宣传抗日救亡。逃回抗日后方的电影界人士，还有关文清、吴楚帆、张瑛、黄曼梨、白燕、梅绮、大口何等一批编导和演员。粤剧界的“万能老倌”薛觉先在1942年也逃出香港，登报声明：前受日寇束缚滞留香港，现脱离虎口，将全力为国家服务。
然而，也有一些艺人，选择回流广州。广东音乐界有“四大天王”之称的高胡名家吕文成、梵铃（小提琴）高手尹自重、琵琶奇俊何大傻、洞箫妙才何浪萍，便联袂回到广州，成立中华音乐团，在大东亚百货公司（原先施公司）的酒菜部，举办音乐茶座，演奏“精神音乐”。何谓“精神音乐”？广东音乐作曲家卢庆文在《东方天籁》一书中说：“当时，由‘四大天王’吕文成打木琴，尹自重拉小提琴，何大傻弹吉他，何浪萍吹萨克管，后再加上程岳威打爵士鼓，演奏节奏轻松愉快的乐曲，使人‘爽神’而得名。”在死气沉沉的沦陷区中，这种“爽神”的音乐，带动起一股“音乐茶座”的热潮，泰康路的安华公司、西濠口的广州戏院、太平南的新华酒店、下九甫的广州酒家以及金华酒家、陆羽茶庄等，纷纷效法。
读本号文章，品岭南往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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